概述

至少2500年来，再没有一部希腊文作品，能比《伊索寓言》更广为人知。它一直教导所有年龄段和各种社会地位的人如何选择正确的行为，以及警告人们选择错误行为的可能后果。

然而，由于这些寓言不符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及其继任者后来发展的哲学模式，因此它们经常被哲学家忽视。

而且由于它们被认为是为儿童和奴隶写的，因此它们通常不被认真对待作为古希腊实用伦理的信息来源，本期内容我将给大家深度解读，伊索寓言所蕴含的哲学价值。

古希腊人认为，曾经有一个名叫伊索的人，他是寓言的鼻祖。

然而，伊索作为寓言的创造者，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伊索曾经存在过，因为那个时代几乎没有关于任何伊索寓言的幸存证据。

此外，古希腊人对历史细节并不谨慎——如果某件事是某个人写的、说的或做的，那么他们就会把它归咎于那个人，所以我推断，伊索大概率不是寓言形式的创始人，因为从时间上来讲，寓言早于希腊文明。

作为哲学的伊索寓言

“寓言”一词来自拉丁语，它的意思是“故事”，席恩称其为“描绘真相的虚假话语”，虽然不是所有的寓言都是关于动物的，人类、植物、无生命的物体和神灵都会出现，但动物肯定占主导地位，理解寓言是什么，需要了解为什么动物在其中扮演如此突出的角色。

重要的是要记住，动物作为古希腊人生活的一部分，比二十一世纪西方世界的大多数人重要得多，动物是希腊人的食物、衣服和陪伴的来源。

由于动物如此深入地参与到它们的日常物质生活中，希腊人将它们也融入到他们的智力生活中是有道理的。

只有当人类与其他动物有共同的特征时，关于动物的故事对人类来说才是有用的教训。

为了使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类比成立，人类本身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动物，有一个寓言可以说明这一点：按照宙斯的命令，普罗米修斯塑造了人类和动物。

当宙斯看到动物的数量远远超过人类时，他命令普罗米修斯通过将它们变成人来减少动物的数量，普罗米修斯按照他的吩咐做了，结果那些原本是动物的人，有人类的身体，但有动物的灵魂。

寓言中的动物确实与希腊人眼中的现实世界中的动物有一个显着的区别：它们具有说话的能力，这在现实世界中仅限于人类。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人以外的动物靠表象和记忆生活，几乎没有联系的经验；但人类也靠艺术和推理生活。”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解释说，动物不参与沉思，因此不能说是快乐的，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做出有意识的选择时，他们的行为才能符合幸福和美德，通过赋予其他动物说话的能力，寓言模糊了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界限，使人类更容易从寓言讲述的故事中学习。

就形式而言，寓言具有许多显著特征：它们通常很短，通常只有几句话长；它们在时间或地点上没有任何特定的设置；它们通常涉及未命名或描述的动物；

主角的行为是为了带来一些结果，通常是通过与另一个角色的冲突，但往往无法实现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最后，角色通常会做出某种陈述，承认他们哪里出错了，并接受他们错误的后果（可以是任何甚至包括死亡）。

一方面，这些特征限制了寓言所能传达的内容，没有情节，没有人物发展，通常只有一个动作，甚至不需要任何对话。

另一方面，寓言形式的特征非常适合广泛的口头传播，几个世纪以来，口头传播是它们传播或能够传播的唯一方式，即使在广泛识字发展之后，它们仍然以这种方式传播，事实上它们今天仍然如此。

它们的简单性使它们令人难忘，并有助于赋予它们力量，寓言的简单性并不是作者或观众无知或能力有限的标志。

它早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苏格拉底被视为西方传统中的第一位哲学家，柏拉图在确定西方哲学的界限和定义“它是什么”方面做得比任何人都多。

正如柏拉图所介绍的那样，苏格拉底对单词的定义非常感兴趣。他想知道“什么是正义？”和“什么是虔诚？”等问题的答案，而这些问题至今仍被许多人与哲学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和其他类似的问题确实不太适合寓言的形式和内容。

如前所述，这些寓言是为了说明某些行为的后果，他们的信息是实用的而不是理论的，简单的而不是复杂的。

伊索寓言中的哲学价值

在柏拉图式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拒绝将行为的例子作为词语的合适定义：正义或虔诚的行为清单与正义或虔诚的定义不同。

苏格拉底坚持认为，除非我们能够准确定义美德是什么，否则我们无法可靠地提出美德的例子。

这似乎将寓言排除在“哲学”类别之外，因为它们是行为和后果的具体个体例子，与创建系统或定义术语无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本人经常使用神话和其他故事，例如共和国中的吉格斯之环，来推进他的哲学论证）

苏格拉底是哲学的创始人，如果一个人像苏格拉底那样相信，审视自己生活的一个原因是能够更有自我意识，或者生活得更幸福或更成功，那么早期的智慧文学传统，如伊索寓言，旨在实现这些目标，当然应该算成是哲学的一部分。

寓言可能无法告诉你正义的形式，但它们可以暗示不公正行为的一些可能后果，他们可能无法定义美德和恶习，但他们可以给你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并建议在特定情况下应该选择两者中的哪一个，以及这种选择的结果可能是什么。

寓言通过类比传递信息，这是一种公认的哲学论证形式，不是每个寓言都这样做，但也不是每个对话都是柏拉图式的对话——这种形式允许，但不强迫必须具备哲学意义。

听众可以将寓言随身携带在脑海中，因为寓言被写得简短而令人难忘，以便它可以在其他情况下使用。

了解很多寓言的人可能会找到适合任何情况的寓言，但为了有效地使用寓言，他们必须能够为他们所处的特定情况选择合适的寓言。

寓言作为类比的价值取决于，使用它的人正确确定适当的类比是什么，以及寓言告诉那个人他们所处的情况的能力，这种反思的实践似乎值得被描述为这个人的哲学活动。

伊索寓言传播的哲学思想

作为一个演讲者，通常会表明目前面临的情况类似于寓言所描述的情况，并展示寓言中人物发生了什么，让观众得出结论。

如果他们想要不同的结果，他们必须采取与他们刚刚听到的故事中的角色不同的行为（或者，如果他们想要相同的结果，他们必须以同样的方式行事）。

这就要求观众积极参与论证的建构：他们必须分析寓言，分析现状，确定它们是否相似以及如何相似，并就他们应该如何行动得出结论，说话者不会告诉听众如何行动；相反，他们让听众就正确的事情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又符合实践哲学的方法。

这个类比可以用于其他类型的哲学，而不仅仅是寓言可以参考柏拉图来展示，苏格拉底也经常使用类比作为一种论证形式，最著名的是在《道歉》中：

当他的控告者梅利图斯说，在所有雅典人中，只有苏格拉底使年轻人变得更糟，在这之后，苏格拉底这样回答：

“如果这是真的，我感到非常不幸，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你的这个观点也适用于马吗？一个人会伤害他们，全世界都会吗？其他与它们有关的人也会伤害它们吗？那么驯马师的伤害行为，其实是在帮助马匹变得更好，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梅利图斯同意苏格拉底的观点，由此，苏格拉底得出结论，梅利图斯对苏格拉底的指控是错误的，甚至没有认真对待审判，任何经过深思熟虑的人都很容易看出，就像只有少数人知道如何改进马匹一样，只有少数人知道如何使人类变得更好。

当然，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类比，知道一个类比何时适用，什么时候不适用，是认真对待和正确使用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否是一个有效的类比对于我们这里的观点并不重要，因为这是一种论证形式，要求听众积极参与对苏格拉底有罪或无罪的正确伦理和政治判断。

当然，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提出了他著名的洞穴类比，作为解释人类存在本质的一种方式，因此，柏拉图愿意在高等哲学领域内使用类比，因为这似乎是传达他试图解释的内容的最有效方式。

寓言提供了“关于实践伦理的模范和流行信息，并且通常以警告的方式评论在特定情况下应遵循或避免的行动方针”。

希腊人的实践伦理，正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所举例说明的那样，被认为是政治和政治教育的一个方面。

我们不仅可以将寓言视为哲学，而且将其视为政治哲学，不仅告诉人们他们应该如何生活，而且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共同生活，如果他们以某种方式行事，对其他人的期望是什么，如何进行成功的社交互动，等等。

这样，寓言可以被视为类似于希腊戏剧和史诗，戏剧和史诗都提供了虚构人物以特定方式行事的例子以及他们行为的后果，以便观众可以从他们的选择中学习。

关于荷马史诗的口头传统，有人说：“传播积极的行为模式并说明消极行为的灾难性后果，不仅对社区而且对精英也很重要”，寓言具有相同的功能，同时社区中的每个人都更容易获得。

伊索寓言给后世的哲学界带来了很多影响，尤其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寓言故事可以让很多没有太多文化的人都轻易明白其中的道理，这是所有其他哲学流派都不曾具备的特点，这也是伊索寓言影响最为深远的地方。

毕竟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哲学都是高高在上的，都是让人听不懂的大道理，离生活太遥远了，反倒是不如伊索寓言这样简单易懂，朗朗上口，关键是伊索寓言中的很多都是以动物为例子，更方便进行哲学思想的传播。

对于有小孩的家庭来说，与其大费口舌地跟小孩去讲一些晦涩难懂的大道理，倒不如买一本伊索寓言，给他们讲几个寓言故事，说不定连小孩都能学习伊索寓言中的一些哲学思想，这是所有其他哲学流派都不曾具备的优势。